深圳“公仔”玩具大王,从喷油工,到司机,保安, 两度创业破产......
导读
从小玩具加工作坊,到香港“公仔”玩具大王,从喷油工,到司机,保安,,他经历2次创业破产,第三次终于......
忻元甫
一个宁波人,在香港创业,最后却把自己的工厂开在了松岗,闯出了一番天下。忻元甫说,自己就是一个松岗人。
匆匆三十几年过去,忻元甫也从一个来深圳创业的小商人成为了松岗商会的会长。从小与玩具业结下的缘分让他对这个行业情有独钟,而这份坚持也为他带来了今日的成就。
我从16岁开始创业,想在玩具业有所作为,到深圳那一年30岁。屈指一数,来深圳已经32年,在松岗扎根也有30年。我从来深圳伊始就是“以厂为家”,至今也还是住在工厂,一直在做塑胶玩具,可以说一辈子的贡献基本上是在深圳、在松岗了。回首这一路,可谓困难重重,今天所获得的成就虽然比一般人好,但也付出了很多努力,因为我坚信:种瓜得瓜,种豆得豆。
我将目光落在了毗邻香港的深圳。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后,掀起了招商引资的热潮,我虽然还没有在深圳办厂,但很早就开始关注深圳了。
在深圳重新创业起步
上个世纪80年代的永正玩具厂车间场景
我一辈子只干一行——深耕玩具业。深圳是我第三次创业的地方,也是我“咸鱼翻身”,从此事业一路腾飞的福地。
我出生在浙江宁波,6岁时随家人成为“港漂”。因为家里经济条件不好,日子过得苦,为了减轻父母负担,我从少年时代就开始一边打工一边读书,进入玩具作坊厂做“童工”。虽然我年纪小,但手脚麻利、勤快,小小年纪赚的钱比我老师的工资还要高,到了16岁时已经积累了第一桶金,便在香港开始经营一间小作坊式的玩具加工厂。
在我20岁那一年,世界经历了一场石油危机,所有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扬,处于起飞阶段的香港经济受到严重打击,对于我那个小工厂而言,简直是灭顶之灾。虽然我很伤心,还是不得不忍痛关闭苦心经营了四年的小工厂,又重返打工之路,第一次创业宣告失败。
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,我考虑到内地生产成本较香港低廉,加上我当老板的念头从未泯灭,胸中也有一腔爱国的激情,因此1982年我在一位广东顺德的朋友介绍下,到当地投资办厂,但由于当时各项政策和投资环境不够完善、基础设施落后以及交通不便(一来一回要两三天)等原因,那间小厂经营了不到一年就倒闭了,第二次创业再次遇挫。
到了打算第三次创业时,我将目光落在了毗邻香港的深圳。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后,掀起了招商引资的热潮,我虽然还没有在深圳办厂,但很早就开始关注深圳了,由于我不认识人,所以也就没有把回内地的第一站选在深圳。1984年,我意外接到一笔大订单,我喜出望外,但我在内地没有工厂,所以就把订单发给了龙岗、沙湾、松岗的工厂做代工。到了1985年,我在一位刚刚当兵复员、到深打拼的宁波老乡介绍下,在西丽湖工业区租了厂房,开始创业。
为了扩大经营,在熟人牵线下,1986年我到松岗考察。其实在此之前,因为生意上的来往,我跟当时的松岗镇(即现在的松岗街道)和下辖的东方村已经打过交道,一切似乎都是水到渠成,很快我就与东方村委会签了合同,租了2000多平方米的厂房。1987年3月,等厂房装修完成后,我们正式搬迁过去,就在松岗落了脚,也扎下了根。
”我做的是塑胶玩具,不做内地市场,主要帮美国、日本等地的客户做OEM(贴牌生产)。虽然我是老板,来深早期实际上更像工人“
三次扩厂一路苦拼
我算是松岗最早一批从事“三来一补”的“外商”,我刚到松岗那会,整个松岗大概有一两百家工厂,除了塑胶玩具厂、还有印刷厂、玻璃厂等,东方村只有十余家厂左右,整个松岗镇的工厂数量相比深圳其他地方,算是比较少了,主要是因为交通不便。
在那个年代,松岗算深圳最偏远的地方之一。我从香港过了罗湖桥,过了上海宾馆后沿着107国道往前走,到松岗车程一般要3~4个小时。到了下雨天,坑坑洼洼的更难走了,没有6个小时走不完。
那时候松岗还非常落后,稻田多,夏天晚上工厂灯火通明地赶工时,就会常见到密密麻麻的蛾群飞来,一派“飞蛾扑火”的景象。因为当时松岗只有两家饭店和一家旅馆,如果有客户来访,就只能住在市内。
我到松岗后,也介绍了十来家同行业的加工厂到这边投资。1989年之后,松岗工厂的数量才算猛增了起来,除了港商外,台商也大量地涌了进来。
与此同时,我在松岗这么多年也经历了三次扩厂,发展的速度算是比较快了。我刚到松岗时的工厂规模最初是100多人,7台机器;不到半年就扩大到1000多人,机器也增至30多台;到了1993年已经有3000多名员工;如今我的厂房面积已经达到49000多平方米,但一直都没有离开东方村。
这一路走来,饱尝辛酸,亦收获了诸多成就。我做的是塑胶玩具,不做内地市场,主要帮美国、日本多美等客户做OEM(贴牌生产)。虽然我是老板,来深早期实际上更像工人,从开模、喷油、上色、点睛……关键的工序都亲自把关,我描画的动物和人物的眼睛炯炯有神、特别光亮,连客户都啧啧称赞。
创业之初,千头万绪,我身兼数职,包括门卫、司机、销售、装卸、出纳、检验、研发等十几个岗位。我和太太长年吃住在工厂,没日没夜拼命地干。记得有一年冬至,一般人家都要准备“过小年”了,我和太太为了赶工,忘了因为快餐店没开门,11岁的儿子和8岁的女儿还在家里眼巴巴地等我们回去煮饭,等我们忙完厂里的事赶回家里时,才心疼地发现他们饿了一夜。
除了工作劳累,还有经济上的压力。有一次由于资金周转困难,工人又要发工资,我们夫妻俩不得不将结婚戒指、项链变卖了给工人发工资。虽然觉得挺对不起太太,但这也是我一贯的原则——以诚信为本,从来没有欠别人一分钱,货款只有提早准备。无论是不是要倒闭关门,我都不欠钱。
两度失败终成香港“公仔”玩具大王
忻元甫身上有一种“工匠精神”:一辈子只做一行,要做就做到最好,成为香港“公仔”玩具大王。他在担任香港甬港联谊会会长期间,秉承商圣好德之性,以大格局之思维回归内地。以会长之名,携巨资抱团回乡助学兴教。虽为助学,实则为经济注入永续发展的血液;不仅仅带来财富,更是启动联接未来的按钮。
他是鄞州区云龙镇冠英村人,香港深圳社团总会副会长,永正文化玩具创意(深圳)有限公司董事长,香港甬港联谊会永远名誉会长、世界中华宁波总商会副会长、宁波深圳商会永远名誉会长。宁波市荣誉市民,浙江省爱乡楷模。浙江省政协委员。
记得有一年冬至,别人家都准备“过小年”了,他和太太为了赶工,忘了11岁的儿子和8岁的女儿还在家里眼巴巴等他们回去煮饭,等他们半夜三更忙完厂里的事情赶回家里,才心疼地发现儿女还饿着肚子。
艰苦奋斗换来的是“永正”玩具品牌的宝贵财富。紧接着,全美第二大餐饮连锁店BURGER KING公司的赠品玩具、日本最出名的BANDAN玩具公司纷纷要求与忻元甫合作。
“当时不少企业都面临困境,而我们的订单越接越多,不少大买家都主动来找我。”忻元甫说。
“深圳是我第三次创业的地方,也是我‘咸鱼翻身’的福地,从此事业一路腾飞。”作为一名弄潮儿,忻元甫对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深有体会。他说,改革开放给中国注入了新的血液,让深圳这样的城市充满了生命力,给像他这样的企业家创造了投资发展的好机会。
反哺家乡是最好的选择
上世纪90年代,在企业尚处发展阶段,资金并不充裕的情况下,忻元甫得知家乡云龙镇想办一家合资玩具厂,他便拿出50万美元给予支持,想方设想让家乡人民脱贫致富。
后来,他又无偿提供设备及100万元免息贷款支持家乡兴办童车厂,并出资170万元支持家乡建设加油站,加油站收入也都用于家乡公益事业。忻太太笑着回忆说:“这个加油站,一分钱都没拿到家里,全部花在了村里。”
多年后,童车厂由于种种原因关闭,而加油站一直效益很好,一度成为村集体经济的主要来源。
16年的香港甬港联谊会副会长经历,给予忻元甫最深的感触,一是“宁波帮”乡里乡亲、同气连枝的情感,二是老一辈“宁波帮”代代传承下来的低调、勤俭的品德和造福桑梓、回报社会的责任感。
2010年9月,忻元甫出任香港甬港联谊会会长。在担任两届会长期间,他积极加强香港、宁波两地甬籍人士的联谊和交往,引导“宁波帮”新生代回家乡投资。
这些年,尽管面临全球经济危机等不利因素,生意越来越不好做,但大家依旧不遗余力地动脑筋、促转型、拓市场。
忻元甫认为,世界经济一体化,中国早已与世界接轨,回内地投资是必然趋势。对于在香港起家或在香港发展的宁波商人来说,所谓“饮水思源”,回家乡宁波投资,一方面与政府更易沟通,另一方面以归属感冲抵风险,更放心也更有把握,无疑是最好的选择。
“更何况,我们时刻都在关注家乡的发展,宁波特有的港口优势、开放态势和良好的投资环境,对很多海外‘宁波帮’而言本就极具吸引力。”他说。
20多年来,忻元甫每年都参与各种慈善公益活动,反馈社会,帮助有需要的人。这些年,他在家乡修路筑桥、养护山林、建造自来水工程、捐建学校和老人活动中心等,捐款累计超过2000万元。
1997年,他捐赠40万元建造冠英村元甫小学,并投入23万元进行低山缓坡的开发。1998年在冠英村捐赠14万元港币修路。2006年,忻元甫又向云龙镇中学捐赠300万元建设“元甫教学楼”,向冠英村捐赠20万元帮助建设永正公园等。他还十分关心家乡困难群众生活和群众文体活动,每年专门捐赠10万元用于此项工作。十多年前,他捐资为冠英庄村安装监控设施。随着使用年限增加,设备逐步老化,今年8月他又出资20万元,帮助村里新装高清监控设施。
出任香港甬港联谊会会长以来,忻元甫身先力行,率先垂范。2011年,他又捐资500万元助建宁波大学“忻元甫楼”。
(本文为笔者观点,只代表个人意见,不代表任何组织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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